上世紀70年代的夏天，北京酒仙橋的工廠大院里，工友們都搬出小板凳圍坐在電視機前，等著看看全廠區只有一臺的彩色電視機有多稀罕。
但作為電子管廠的工人們，比起彩色畫面帶來的視覺享受，大家更好奇的是如何在如此小巧的空間里實現彩色成像技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774電子管廠不僅是中國最大、亞洲最先進的電子元器件廠，更是中國電子工業和國防工業的骨干企業，就連774廠的工人在走路時都會不自覺將頭仰高一些。
隨著十幾個工業項目的相繼建成，酒仙橋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電子工業基地。那個年代，774廠制作的電子管，就如同今天的半導體集成電路，是當時無論民用還是軍用等一切電子產品的核心元件。
但電子管技術也有缺點，就是電耗高，體積大，如果用電子管制造今天現在常見的家庭電腦，能裝下好幾個房間。而對于當時進到廠區的彩色電視，其實已經在告訴電子管廠，電子管技術已經走到了時代的邊緣。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發展越來越快，國防需求陡然下降。采用半導體技術的電子產品的大量進口，電子管技術被半導體技術取代，電子管廠受到很大的沖擊，雖然在半導體領域也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同一時間，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推進當中。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在國企改制與民營經濟發展的浪潮之下774廠，迎來了自己的命運分叉口。
774的未來是一場五五開的豪賭
比774廠更先迎來命運分叉口的其實是時任總會計師的王東升。
1988年，時年31歲的王東升被提拔為副總會計師，成為工廠副總師以上領導中最年輕的成員。
上任后他花了三個月時間想出一個改革方案，按照領導的安排給副總師以上的干部講課，講了不到5分鐘，下面已是鼾聲一片。
1991年底，774廠賬面累計虧損3000萬元，年輕員工跑到商場當起了售貨員，老員工不愿離開，只能到菜市場撿些爛菜葉回來吃。
此時，另一家企業答應幫王東升解決兩套房的問題，只要他能來擔任常務副總裁一職。一邊是垂死的老企業，一邊是能幫助解決住房問題的新企業，王東升很快辦好了離職手續，準備開啟人生新的篇章。
可偏偏在這時，1992年9月，王東升被突擊任命為774廠的廠長。關于去還是留的問題，王東升整整糾結了一個月，以至于任命后一個月他都沒有去接這個擔子。
或許是王東升身上還帶著老一輩對工廠的執著，同事一句“為了我們師傅不再去撿白菜梆子”，王東升下定決心留在774，改造這個老態龍鐘的國有企業。
北京電子管廠本來歸國家電子部管，是副省級單位，后下放到北京市。而為了減少改革阻力，王東升也和市里提出了幾個要求：
1. 市政府全力支持企業改造，走市場化道路；
2. 從王東升上任開始，取消官本位與國企等級制度，自己則以職業經理人身份出任電子管廠經理；
3. 只有數據與廠長歸政府管理，其他人事權下放到企業。
當時774廠已經成為北京市第一大虧損企業，而且市政府也無法承受讓一萬多人的企業破產的社會后果。在這種壓力下，政府也選擇相信王東升的放手一搏。
股份制改革需要股東，但774廠連年虧損早已名聲在外，誰聽到774都立馬搖頭。銀行這邊也已經欠了一賬本的舊賬，資產負債率達到了98%。
王東升很快想到了債轉股，通過債轉股的方式，大幅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當資產負債率下降到一定比例之后就可以重新向銀行提請貸款。
但銀行業提出了新的要求，想要進行債轉股就必須找到新的投資。可誰又愿意把錢扔進這樣一個無底洞，來救一個與自己毫無關系的企業呢？
如果有這樣的人，那一定是曾經和774廠一起奮斗過的老員工們了。
王東升很坦白地在員工大會上說道：“各位員工們，企業正在改造，一部分人面臨下崗，但交錢入股不意味著你的職位能得到保留，而且交錢入股，企業成功的把握是50%，這筆錢也有可能收不回來。”
即便如此，老廠的2600人還是湊出了650萬資金，成功幫助京東方完成債轉股。國家在1998年才提出“債轉股”，而京東方在1992年就已經完成了債轉股。
1993年4月，由銀行債轉股，員工出資入股，再加上一些零散的小股東，北京東方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混合所有制的身份正式轉型，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京東方。
京東方在新時代下的矛盾與困惑
隨著電子管逐漸被半導體取代，京東方將目光落在了TFT-LCD（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上。
2000年前后，國內電子產品生產處于缺芯少屏的尷尬境地。
而1998年決定進入TFT-LCD市場的京東方卻一直拖到了2003年才開始有所動作。
而在京東方猶豫的時間里，早有企業開啟了中外合資，從事TFT-LCD生產工作，上廣電直接砸了100億，從日本NEC引進了中國第一條五代生產線。
但合資能換來技術這件事，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本身就是一個甜蜜的謊言。
用王東升的話說“合資合不來技術，更合不來中國的工業化”。京東方在1987年與松下合資辦彩管廠，但20年過去了松下都推出歷史舞臺了京東方還是沒能掌握顯像管的核心技術。
真正要走出產業化之路，除了自研還是自研。
液晶面板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具有顯著的周期性，每當行業下行時，總會有新勢力進入液晶面板行業，隨著新鮮血液的注入行業上行，又發生產能過剩的問題，引發行業下行。
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韓國現代集團一直深受其累，特別是在1999年大宇集團解體之后，韓國現代的資金周轉發生嚴重困難，韓國政府一方面支持多家主要債權銀行對現代集團提供緊急貸款，另一方面則要求現代集團斷臂求生，縮窄業務。
到了2001年，由于債務壓力沒有得到根本性環節，且自身液晶業務始終落后于三星與LG，現代集團決定出售旗下HYDIS（現代顯示技術株式會社）的股權。
此時的京東方認準這是個獲得液晶面板行業“最低技術資源”的機會，咬牙豪擲3.8億美元拿下了韓國現代HYDIS的產線、人員技術全部收入麾下。
京東方也因此正式拿到了液晶顯示領域的入場券。
收購完成后的當年9月，京東方迅速在北京建設了一條五代線的項目，先學習和吸收買來的韓國技術。從業多年的王東升深知技術更迭對于行業的影響力。“標準顯示屏每36個月價格會下降50%，若價格保持不變，顯示產品性能需要提升一倍以上。”王東升也將這叫做自己的“王氏定律”。
在王東升的眼中，技術跟得上不一定會贏，但技術跟不上就一定會輸。
技術在不斷地革新，京東方想要維持產量、質量、資金三方的協調，就必須要不斷地進行擴產線。
但好景不長，在京東方收購韓國現代之后，2004年下半年液晶面板行業又陷入了下行周期，15英寸的顯示屏價格下跌到145美元一片，而就在2003年年初，同類顯示屏的價格為230美元。
雪上加霜的是，當時京東方的北京五代線剛剛開始實現量產，主打17英寸顯示屏，器市場價格在動工建線時為300美元，等到產線量產是卻跌到了150美元，加上產品初期良品率不高，2005年京東方全年虧損達到近16億元，也是自1993年扭虧以后的第一次年度虧損。
因為這起收購案，王東升當時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盡管王東升曾經帶領774廠走出撿菜幫子的至暗時刻，但又帶領京東方參與了TFT-LCD產業而導致了虧損。
集團內部不免出現了不少質疑的聲音，直到2007年4月，液晶面板行業又出現好轉，并出現快速增長趨勢，京東方在困難中的拓展決策得到了回報，從當時來看，時間還是站在了京東方的這一邊。
但好景不長，2008年，受金融海嘯影響，歐美電子市場對于液晶面板的需求出現大幅下滑，而其供貨商日、韓以及中國臺灣等液晶面板企業都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庫存猛增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生產成本暴漲，各大液晶面板企業都面臨虧損。
而中國臺灣作為日韓企業液晶面板的主要供貨商，自2008年8月開始受困于日韓企業為自保而取消采購訂單，開始陷入了深度停擺。大陸此時找準機會，工信部牽頭成立了“海峽兩岸平板顯示產業促進工作組”，與臺灣液晶面板企業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在此背景下，大陸的液晶工業政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的《電子信息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被正式公布，“新型顯示器”第一次被列入國家政策支持的范圍。
政策推動背后，大陸更希望臺灣面板企業能夠到大陸投資建廠，或者開放大陸企業投資臺灣面板企業。
與大陸方面的熱烈歡迎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臺灣當局”的冰冷態度，2009年6月30日公布的大陸投資政策直接斷絕了大陸企業投資臺灣液晶面板企業的可能性，而對于臺灣液晶面板到大陸建廠一事也僅開放了產業鏈后段的模組廠，關鍵的面板制造仍在禁止名單之中。
同時，日韓企業也紛紛順應當地政府要求不愿意到中國大陸投資建廠，2009年五月，三星電子全球副總裁還強調“暫時沒有向中國國內轉移液晶面板生產線的計劃”。
所謂時勢造英雄，隨著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對大陸面板行業的封鎖步調趨于一致。
國內的京東方向高世代產線擴張的消息傳遍全國。京東方先后建設了成都4.5代線、合肥6代線、北京8.5代線、鄂爾多斯5.5代AMOLED線、合肥8.52代氧化物TFT-LCD線和重慶8.5代新型半導體線。這六條產線累計投資額超1300億元，這也就意味著京東方需要不斷尋找愿意投資給自己的人，來維持自己在技術趕超過程中的“燒錢”項目。
自京東方1997年在股票市場上市，至2020年年底，募集資金就達到了730億，是一艘真正的吞金戰艦。
熟悉液晶面板行業的人都知道，韓國三星在進入液晶面板行業之后12年才開始盈利，中國臺灣的廠商入行也都需要交10年左右的“學費”。
京東方也難逃連年虧損的命運，由于盈利效果不佳，以及對投資者回報十分“吝嗇”京東方也成為了股票市場中飽受爭議的一只股票。
作為股民，你愿意拿10個億支持京東方擴建產線嗎？
我愿意！
100億呢？
我愿意！
1000塊呢？
我不愿意，因為我真的有1000塊。
在普通人心里，都希望國產液晶面板能一飛沖天，但老百姓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辛苦錢拿來聽個響。
政府投資就在此時扛起了大旗。
一個“不賺錢”的京東方
京東方燒錢誰都知道，但就算政府想投，也不能無底線的投資給一個只會燒錢的企業。
京東方雖然本身盈利能力不強，但液晶面板產業對于電子產業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環，這也就意味著，一旦京東方在地方建立產線，除了基礎的為地方提供就業崗位、提供稅收以外，還能夠吸引投資，帶動上下游產業落地拉動地方經濟增長，GDP上去了，地方政府的政績也就上去了。
2003年北京市政府就通過北京工投提供了28億貸款，盡管在隨后幾年京東方連續虧損十多億，但隨著電子產業的飛速發展，北京市政府最終還是吃到了京東方帶來的紅利，僅項目本身投資就達到了上百億，還帶來了上百億的配套投資，以及每年幾十億的相關配套稅收，最終形成了產值超千億，稅收四十多億的液晶產業鏈，哪怕股票不賺錢，地方政府的稅收、就業、GDP上都寫滿了對京東方的滿意。
京東方帶給北京市的收益顯而易見，然而京東方擴產線的腳步遠不能止于此，其他地方政府也紛紛邀請京東方到本地建廠，拉動產業發展。
手里有了籌碼的京東方也硬氣了起來，各地地方政府為了引來這只“京鳳凰”分別給出了土地、稅收等等優惠。
成都政府甚至以參與定向增發的形式，投資22.5億元，以吸引京東方的4.5代線的落戶。隨著成都項目的成功，地方政府投資的可行性得以驗證，京東方正式走出了一條自己的低風險快速融資VIP通道。
“創投之城”合肥也不甘落后，迅速與京東方談起了項目落地的相關事宜。
合肥有年產數百萬臺彩電的家電工業園，京東方能落地合肥，當地的上下游產業一旦打通，對于地方產業的成長促進有著極大的幫助。
為了建設價值175億的6代線，合肥市為京東方保底提供90億的股權資金，并且成立了國有控股的融資集團，來為京東方落地進行資本運作，實打實為京東方來了一份“海底撈”式服務。
而當時合肥市全年的財政收入才只有300億。
2008年在合肥的人一定有記憶，當時地鐵建設特別慢，特別久，那正是因為合肥市政府為了支持京東方落地，暫停了一段時間修到一半的地鐵項目。
項目落地之后，三井、佳能、美國應用材料、LG、日本東麗、日立等公司迅速帶著數十個配套產業項目來到合肥投資，每年又為合肥增添了近千億的產值，吸納上萬人就業。
2009年之前，合肥連續幾年GDP增長都在300億元上下，而到了2010年，GDP增長直接達到了800億上下，比之前兩年的增長總量之和還多。
京東方的成功如何借鑒？
京東方的崛起不僅僅是中國面板行業的崛起，也證明了中國的產業發展政策的確十分契合一些高門檻、高資金投入的尖端企業。
除屏顯之外，中國在光伏、芯片、新能源汽車等尖端行業同樣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績，而中國大陸之所以能夠培養如此多的明星行業，明星企業，其背后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深度參與重度投資。
不可否認的是，諸如此類的高創新，高門檻賽道中地方政府的深度參與十分有利于產業邁向規模化、集群化發展。但究其根本地方政府的投資具有不穩定性，京東方作為一個成功的屏顯項目的同時背后也有無數投資失敗的技術產業。
反過來談，京東方的成功不僅僅是地方政府資金投資的成功，也是液晶面板國產化，的成功，是面板行業不被國外企業卡脖子的基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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